偶然與友人的閒談中，得知布拉格有這麼一所全中歐規模最大的精神療養院──Bohnice，「全布拉格的瘋子都住在那裡！」顯得微醺的捷克朋友以理所當然的口吻這樣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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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大多數的病患無法自由出入，空間狹小的吸菸室是他們消磨大部分時間的主要社交場所。 張雍／攝影 |
醫院裡一張張謎樣的臉龐
由於母親在醫院上班的緣故，記得從小學開始，每天放學後我總是到醫院等媽媽下班帶我回家。一個好奇的小男孩，將偌大的醫院當成他私人的遊樂場。是一個比《金銀島》童話故事更刺激，也更真實的冒險，是一個自己可以當冒險卡通主角的難得機會。從一個部門，到另一個病房，從驚訝地目睹育嬰房裡竟然會有那群比自己身型還嬌小，總是靜靜地吸著奶瓶的嬰兒，到醫院地下室那條守衛伯伯口中小孩子進去就不准再出來的陰暗走廊（長大後才知道那是醫院裡的「太平間」）。關於醫院裡的點點滴滴，就這樣，在我童年的記憶裡，占據了一個重要的位置。
對於一個總是絞盡腦汁想著接下來又要去哪一個角落冒險的小男生，醫院裡每天輪番上演的那一幕幕關於生離死別的悲喜劇，絕非他所能理解的課題，但總是記得以當時那樣瘦小的身材，仰望醫院裡大人們那一張張顯得格外「神祕」的表情，那是小男生無法理解的情緒，那時完全不懂什麼是悲傷，生老病死究竟代表著什麼意思……但醫院裡一張張謎樣的臉龐，深深烙印在心底，他從不曾忘記。
幾年前來到歐洲，開始從事紀實攝影。總是在布拉格及其他歐洲城市的街頭，捕抓那些令我心頭產生一股悸動，激起漣漪的短暫邂逅，那些浮光掠影的瞬間。隔一段時日後發現自己收集了好一些的影像：關於街頭的那些流浪漢，醉倒在路邊的年輕人，相擁而泣的情侶；而其中最吸引我注意的，莫過於那些凝望遠方沉思，不知正在思考什麼難解謎題的神祕表情……於是開始思考有關現實的嚴峻及人們如何反應，並且企圖在影像中反覆地問自己同樣的問題。
究竟收容著什麼樣受傷的靈魂？
偶然與友人的閒談中，得知布拉格有這麼一所全中歐規模最大的精神療養院──Bohnice，「全布拉格的瘋子都住在那裡！」顯得微醺的捷克朋友以理所當然的口吻這樣說道，還用手指在太陽穴一旁畫了幾個圓圈，做出「秀逗」的手勢，而且替自己又點了一杯啤酒……突然間孩提時代的那個唐吉訶德再度獲得召喚。就在幾次與院長的會談後，再一次地展開了睽違多年我在醫院裡的冒險，彷彿是與兒時回憶相呼應的二次畢業旅行，我帶著相機，想知道事隔多年我究竟會如何看待醫院這樣的場景，想理解關於人的脆弱的種種祕密；或者說，只是單純的好奇，好奇在像布拉格這樣美麗城市的一角，這所一般人只要一提及，一種傲慢的偏見便油然浮上臉龐的「瘋人院」裡，究竟收容著什麼樣受傷的靈魂？
完全沒有預期最後自己竟花了兩年半的時間，幾乎每天定期地造訪Bohnice精神病院。坦白說，第一天的經驗的確不好受，院長祕書很熱心，特別替我安排了一趟「精神病院導覽」──Bohnice本身是一座占地龐大的英式公園，有一座依新藝術派（Art Nouveau）美學所建的教堂，供特殊療程使用的馬場、劇院，以及一所特教中學。平日除了病情較輕或即將出院返家的病人在公園裡散步之外，一般布拉格市民也會利用假日在悠靜的環境裡溜直排輪。Bohnice共計有三十五個部門，每一個部門都是獨棟的三層樓二十世紀初建築，兩千五百名病患住在這個離市中心四十分鐘車程的小市鎮裡。這裡沒有一般觀光客印象裡關於布拉格中古世紀城堡或查理大橋那樣浪漫的氣息，空氣中總是凝結著一股莫名的沉重，即便是晴朗的好天氣，以充滿陳舊歷史感的建物為背景，公園裡緩慢散步的病人們以那種深邃而且焦點永遠不確定是否放在我身上的眼神打量著我；進入Bohnice的大門之後，有種距離外頭現實世界好遙遠、好遙遠的感覺。
祕書說Bohnice的行政醫護人員每一個人都有一把鑰匙，就那一把鑰匙，可以打開這三十五個部門的大門。大部分的時候大門總是深鎖，少數獲得醫生許可的病人才得以自由進出，不然得待在部門裡按照醫師排定的作息進行療程，只有在家人的陪同下才可以到公園散步。就在祕書以他那把「Bohnice之鑰」的帶領下，第一天我便參觀了十個不同的部門，從病情最重，有幻覺甚至自殘傾向，需要醫療人員二十四小時看護的精神分裂患者，到醫院特教中學裡那群一臉天真孩子氣的青少年，患有老年癡呆或失憶症的老爺爺、老奶奶們，或是可以與我深入且愉快地交談的年輕女士告訴我她在外面對於酒精或毒品的沉溺。
二號部門裡的那些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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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hnice精神療養院的二號部門，主要是以收容患有憂鬱症的女性病患為主。 張雍／攝影 |
想著所謂的「正常」與「不正常」到底該如何區別？坐在電車裡，突然有股衝動，想要站起來問車廂內那群神情嚴肅的乘客：「自認為是正常人的乘客請舉手？！」誰又有權力來替人們決定？蓋一個章，然後救護車在樓下等你，把你送到精神病院，每天早上三位顯得不大友善的醫師來到你的床前，在你尚未完全清醒之前重複「你叫什麼名字？今年幾歲？高中讀哪裡？」之類的問題，並在醫院冷冰冰的評量表上寫下更冰冷的註記……
為何一夕之間大腦裡的神經訊號就那樣產生錯亂的傳遞？人是否比我們想像中的還脆弱？一連串的大哉問，我花了接下來兩年半的時間，在這裡的二號部門，這個專門治療女性憂鬱症的pavalion裡試圖尋找任何可能的答案。起先的三個月並沒有拍攝太多的照片，把相機擺在吸菸室的桌上，與她們閒談，二號部門的病患有從十七、十八歲的女孩到八十多歲的老奶奶，四十位左右的病患依病情被區分成白、藍、黃三個組別，她們大部分無法得到醫生的許可，必須整日待在病樓裡，空間狹窄而且光線陰暗的吸菸室似乎是她們在沒有太多選擇之下，最常消磨時間的社交場所，廉價的香菸一支接著一支，未曾間斷，無法不注意那些焦黃，有些甚至已泛黑的纖細手指……聆聽她們的故事時，我總是想像著，就在不久前，這些被丈夫所疼愛的妻子們，孩子所仰賴的媽媽們，在她們來到Bohnice之前究竟是什麼模樣？想必與我現在所看到的她們有很大的差別。
幾乎每位女士都隨身攜帶著她們珍藏的家庭相本，也十分熱情地與我分享她們珍藏的回憶，那些她們被迫暫時放棄、留在醫院高牆外、現實世界裡的家庭生活。看著那些記錄美麗時光的生活照，有些拍攝於鄉間的度假小屋，或是國外旅行的風景照，孩子們成長的紀錄，生日派對，就如每一個人的家庭相本那樣，隨處可見生活的甜蜜。令我訝異的是每一個人現在的模樣，都與照片裡的她們有著戲劇性的落差──臉上的笑顏不再，頭髮明顯地沾上過多的汙垢，臉頰顯得消瘦，在遠離家人的關愛之後，全然失去了光澤，就像一幅被遺忘在倉庫角落標題為〈憔悴〉的肖像畫，蒙上一層又一層厚重的灰塵，連咳嗽的時候，咳出來的都好像是難以下嚥的塵埃……
造訪的初期，還不是很清楚裡邊的狀況，幾次與她們的談話中，只是好奇地問道：「那妳先生呢？他有常來看妳嗎？」或是：「孩子們在學校裡都好嗎？」沒想到只要我提及那些如「先生」或「孩子們」之類的「關鍵字」，就好像是按下她們情緒反應機制中的一顆關鍵按鈕，她們起先是一陣沉默，不發一語，接著黯然流淚，越哭越傷心，情緒有時甚至整個失控，必須由醫生來注射鎮定劑讓她們入睡收場。起初我也因為自己如此的疏忽而感到十分內疚，後來學得了經驗，儘量避免觸及那些會讓她們情緒起伏過大的話題，畢竟那些不愉快的記憶，也是她們之所以會在Bohnice出現的原因。
這兩年多的時間裡，好幾次目睹了幾位女士起先是聚在吸菸室裡抽菸，然後談起彼此的丈夫，過往那些不堪回首的記憶。她們時而口角，時而彼此安慰或相擁而泣，失控的場面十分混亂，卻也讓我好感動，或更多的是感慨。我於是開始瞭解──問題不只是出在眼前這群頓時失去與殘酷現實搏鬥的能力，而被界定為「精神病患者」的無辜女性身上，醫院高牆外現實世界裡混沌的價值觀、現代社會日趨複雜的家庭關係，甚至人與人之間日漸減少的互動與關心，應該才是更複雜，也更需要關注的問題所在。將這群女士鎖在一棟樓裡，每天照三餐服用藥劑，情緒不穩時給一針鎮定劑，外頭現實世界裡那些傷害她們的問題癥結並不會因此而獲得任何改善，至少二號部門裡的那些女士和我都這麼認為。
所謂的正常人的確不是件簡單的事
二號部門裡有個停留期間不得超過三個月的規定，三個月的期限一到，依照醫生對病人康復情況的診斷，半數以上的女士們可由家人接回家休養，病情未獲改善者則轉到其他部門繼續療程。兩年多來，好幾次十分開心地與那些得到醫師離院許可的女士們擁抱道別，看著她們坐進親人的轎車，開心地往家的方向駛去，心底總是默默地祝福她們。也好幾次在兩三個月後再看著救護車將一臉倦容、無精打采的同一批女士們再度送回二號部門，進行另外三個月的療程，一個人縮在角落的板凳上，等候護士安排床位，虛弱地咳嗽，不發一語，咳出來的好像都是高牆外現實世界裡帶回來的塵埃，明顯地對人體健康有害，我上前問好，她們好像也忘了我的名字……
護士們告訴我：「其實二號部門裡的女士都是那幾張熟面孔。」在拜訪Bohnice這兩年半的時間裡，目睹了許多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的畫面。同時間在高牆的另一側，現實世界裡的「正常人」對於這群病患似乎仍存有偏見，與她們近距離接觸之後我體認到，像精神官能失調這樣現代社會中的文明病──過多的壓力、複雜的人際關係，讓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下一個潛在的受害者，甚至有可能發生在你最摯愛的人身上；同時也必須承認，要當一個「所謂的正常人」的確不是件簡單的事。我想起保羅•科爾賀（Paolo Coelho）在他以斯洛尼亞的Asylum為背景所寫的小說──《薇若妮卡想不開》（Veronika decide morrer）中所提及的論點：「如果每一個人都了解自己內心的瘋狂，並與之相處，那麼世界會是一個不適合居住的地方嗎？不會，人們會比較公平，也會比較快樂。」
